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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朝乐府

BeiChaoLeFu

一般指宋代郭茂倩《乐府集》中所载的“梁鼓角横吹曲”。这些乐曲有的是十六国时代的产物,如《企喻歌》、《琅琊王歌辞》等。有的则产生于北魏后期,如《高阳王乐人歌》(高阳王元雍,孝文帝元宏之弟),风格比较豪放,虽出于乐工之手,而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。
  北魏宫廷和贵族邸宅中所用乐歌,原先有不少是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。据《新唐书·乐志》载,北魏音乐中的“北歌”有鲜卑、吐谷浑和部落稽三族的歌谣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载《国语真歌》10卷、《国语御歌》11卷,大抵是鲜卑歌。但这些少数民族歌谣由于元宏推行汉化以及民族的融合,后人对歌辞不能理解,就逐渐散失了。
  现在所见的“梁鼓角横吹曲”的曲调虽出于少数民族,但其歌辞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,有些已非本来面目。如《折杨柳歌辞》:“我是虏家儿,不解汉儿歌”中的“虏”字,显然是南朝乐官译为汉语时所改。还有一些歌的曲调虽起于北方,歌辞可能已经梁代乐官易为古诗或南朝人的作品。如《紫骝马歌辞》六曲,前二曲较质朴,似是北方民歌;后面“四曲”,即从“十五从军征”以下,据陈释智匠《古今乐录》说是古诗。历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此诗是东汉时代的产物。又如《黄淡思歌》的第三曲:“江外何郁拂,龙洲广州出。象牙作帆樯,绿丝作帏纤”,不论从诗中所提到的名物以及诗本身的风格,都与南朝民歌相近。这首诗,也可能是梁代乐官用北方曲调谱唱的南方诗歌。在“梁鼓角横吹曲”中还有类似的例子,如《雍台》据《古今乐录》说是梁代胡吹旧曲,而今存的歌辞却是梁武帝萧衍和吴均所作。
  “梁鼓角横吹曲”中所保存的北朝民歌,其风格比南方的“吴声歌”、“西曲歌”质朴,反映的生活面也比南朝民歌广阔。南朝的民歌几乎全是情歌,而且偏于描写柔情。北方则因为战乱频繁,所以民歌往往能反映出人民在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生活状况。如《企喻歌》写的是军容和尚武精神。但在连年战争中,许多人阵亡,也使人感到沮丧,发出了“男儿可怜虫,出门怀死忧;尸丧狭谷中,白骨无人收”的悲叹。有的歌辞也写到了战争中的痛苦,如《隔谷歌》写被围的人“弓无弦,箭无栝,食粮乏尽若为活”;另一首则写到当了俘虏“骨露力疲食不足”的苦楚。有些歌辞还写到了一些社会问题,如《幽州马客吟》写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,断言“黄禾起赢马,有钱始作人”,似是贫穷者的怒怨之词。《捉搦歌》写到了贫贱人民的苦难:“男儿千凶饱人手,老女不嫁只生口”。《琅琊王歌辞》说:“客行依主人,愿得主人强”,反映了在战乱中一般百姓不得不托庇于“坞堡”之主的社会现实。
  北朝民歌中也有情歌,但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差异,这些情歌显得粗放和坦率,与南方民歌的□艳柔靡大不相同。如《地驱歌乐辞》:“月明光光星欲堕,欲来不来早语我”;《捉搦歌》的“天生男女共一处,愿得两个成翁妪”。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不象汉族受封建礼教束缚,所以能无顾忌地说出内心的话,有些诗句非常真率,如《地驱歌乐辞》中的“老女不嫁,蹋地唤天”,《折杨柳枝歌》中的“阿婆不嫁女,那得孙儿抱”,在汉族作品中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。
  据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载,北魏乐府中的“北歌”中还有《白净皇太子》等曲。这些歌原本都是“燕魏之际鲜卑歌”,其中多“可□”之辞,用少数民族语言歌唱,歌辞不易解。但梁代乐府的“胡吹”中也有《大白净皇太子》、《小白净皇太子》等,音调与“北歌”不同。那些“北歌”至唐尚有存者,后来因汉人不懂鲜卑语,就都亡佚了。
  著名的叙事诗《木兰诗》,历来也认为是“梁鼓角横吹曲”中的一首。此诗两次提到“可□”,和“燕魏之际鲜卑歌”有些类似。多数研究者认为此诗产生于北魏,但诗中有一些辞语和某些诗句的风格,又和唐人作品相近。可能它原是一首鲜卑语的民歌,后来经南方人翻译和加工,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因为梁陈时南朝宫廷中也演奏北方乐曲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陈后主“尤重声乐,遣宫女习北方箫鼓,谓之《代北》,酒酣则奏之。”
  北朝民歌也有一些没有收入“梁鼓角横吹曲”。其中较著名的如《魏书·李安世传》所载的《李波小妹歌》,可能是一首北方汉族的歌谣,它反映了当时居于北方的汉族在不断的战争中也养成了尚武的风气。又如北齐政权的创建者高欢曾命大将斛律金唱《敕勒歌》。此歌今见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六,它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。此诗很少雕饰,雄浑天然。金代诗人元好问评此诗云:“中州万古英雄气,也到阴山敕勒川”确实道出了此诗的佳处(见《敕勒歌》)。